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实习生王欣桐广州报道

当地时间6月28日，欧洲央行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央银行论坛在葡萄牙辛特拉（Sintra）举行。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四大央行行长齐亮相，就波动通胀环境下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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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外界所料，这几位全球主要央行行长的表态都偏向鹰派。其中，美英欧央行不约而同地发出继续加息的信号，日本央行的表态则不排除日本转向紧缩政策的可能。

此次也是植田和男担任日本央行行长后，首次参加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外界关注到，他的演讲依旧有别于美英欧三大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强调，日本维持利率不变是因为潜在通胀率仍低于2%。即便如此，他还是表示，如果日本央行对明年实现2%的物价涨幅更有信心的话，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植田和男认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近乎增长停滞之后，日本的工资和物价增长正在加快，这让官员们开始考虑放弃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相当确定2024年总体通胀将会回升，那么这将是改变政策的充分理由”。

对此，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植田和男如今的战略，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日本已经走出通缩的经济局面，而是在于引导预期，让人们不再陷入通缩的悲观想法。

孙立坚表示，日本民众手上并不缺钱，而是有钱不敢消费，原因包括老龄少子化问题、家族观念淡薄，对于解决未来生活的担忧日益严重等。

孙立坚认为，现在日本存在一个很好的发展窗口，“现在，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抓住了日本连续几个月物价上涨，以及工资实现增长的时机。此外，是日本资本市场的表现目前还不错。所以借着这个时机，日本央行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政策尝试。”他表示，植田和男和前任行长黑田东彦，都经历了日本“消失的三十年”，核心问题是市场对未来经济没有信心，抱有通缩的预期。所以，他想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改变日本国内信心缺失的问题。

“由于现在较好的经济指标表现，日本民众看问题的方式、对经济的信心可能改变。”孙立坚举例称，例如日本股市的表现不错，民众的资金陆续通过委托的金融机构进入日本资本市场进行资产配置，有了财富性收入增长。这让他们感到，虽然工资性收入增长不是非常强劲——当然现在工资收入也在增长，再加上财富性收入增长，双增长使得人们对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而日本政府则抓住这个时间窗口，把“饼”画起来。

日本央行之所以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日本的通胀只是输入型通胀，通缩问题依旧存在。

孙立坚表示，植田和男上任以来，市场一直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政策调整，也就是说，日本货币决策委员会和日本政府仍认为日本物价上涨为输入型通胀，核心是因为日本资源的稀缺，通过海外进口，而在国际物价上涨的大环境下，这将直接影响日本物价上涨。

“日本政府非常清楚，输入型的生产物价指数（PPI）上涨传导至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并不是日本经济真正走出了通缩。但是，与安倍时代不同的是，由于今年巴菲特将资金投入了日本商社，更多人开始关注日本，而日本又在疫情之后大量吸引海外游客进入日本消费，这些都抓住了时间窗口，让日本不是依靠自身，而是依靠很多外部力量来带动经济回暖，但这种回暖并不坚实。”孙立坚补充道。

汇率升值会使得出口竞争力下降。孙立坚认为，日本政府还会担心这会让日本民众收入增长的渠道收窄，所以日本央行现在不敢轻易加息让日元升值，而且希望他们增强信心、敢于用钱，改变通缩的预期，“若经济实现好转，此时加息使日元升值，是经济基本面好转所带来的日元升值，这和现在经济基本面没有好转但实现日元升值所产生的代价完全是不一样的。”

如今日本央行已明确表示，调整货币政策在预期之中。

孙立坚称，也许会由于人们逐渐开始敢消费，2024年日本通货膨胀也就会从“输入型”转变为由“内需旺盛”带来的物价上涨，到那时，日本真有可能会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日本结束量化宽松也是担心它带来的代价，例如，继续宽松下去汇率会深度贬值，资产泡沫也会不断形成，这些特征不仅对实体经济的复苏不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效果，反而适得其反，造成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加大。

但要真正改变通缩，日本民众的积极预期很重要。

“2024年可能会加息，关键在于引导预期，使大家敢投资敢消费，比如大企业为了把人才吸引过来，先给他加工资。反之，若大家不改变预期，工资的增长将会成为企业成长的绊脚石，因为工资增长的同时利润没有增长，反而使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减少，将来企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孙立坚分析称，所以现在日本政府希望工资上涨的同时，改变民众的观念，拿着在资本市场上赚到的钱去消费、创新和投资。若如此，市场上的钱就可以流通起来，从而使日本真正告别通缩。